2011年2月21日

小路

我喜歡違背你的意,走那條你總帶我走的小捷徑。

那小路既不彎延也不曲折,直通通的透向海岸。說是小路,其時僅是房舍與後門排水溝間的一點餘裕,寬度只容許一人通行,迎面有來人時,或你或他,總有一人須閃身避過。因此,每當我們為了省那一點小錢與小時間,而走這路時,你總告誡「一人時,就是路遠,也選安全的路走。」
我也了解,這些告誡盡是美意,但或因我性格中的大而化之,或因我心態上那點不講理的反骨,我總還是這麼走著,隨著我的意欲走著。今早又是獨行於此羊腸小徑,一隻當地品種的羊在我跟前散步,當我走近時牠躍開些距離,當我再度靠近時牠又再度躍離,幾番如此,只因為路窄,我們一人一羊無處可避,我想著:我遇上了一隻過度緊張的羊。
我記憶著生活中這些無聊瑣碎的小事,所以我喜歡走那些莫名其妙的小路。
走這路時,我喜歡看那些媽媽、姐姐彎身在屋後水溝旁洗衣長舌,我還喜歡等待在快走到盡頭時向我迎面襲來的那片海藍色。邊想像著你說,過去當這裡仍是印尼統治時,這曾是你孩提時最熱衷的遊玩地之一,而今這裡成為外國使館地域,海仍一如往昔的藍,馬路與海岸之間卻已多了水泥堤岸。根據你的說法「不如從前那般美」。
我看不到你看過的那些,我僅能想像。之於你,之於我說的那些,你亦復如是。我又想像著,距離是甚麼?是時間?是空間?還是心靈的脆弱?回程中因為心中的些微閃神,手上抱著的筆記本竟脫手滑落水中,我狼狽的連褲管都來不及捲,拖了鞋就跳進排水溝中追逐正飄遠的筆記本。因為人煙稀少(就一個洗衣的媽與無所事事的孩子事不關己地看到),所以我也不怎麼感到出醜。

然後轉了兩班小巴士,我回了家,心理不太踏實。像這樣的心靈狀態我該如何分析給你聽呢?連中文我都不知該怎麼說了。


2010/07/23

2011年2月11日

1月31日,又添67名前東帝汶難民返鄉

2011131日,共有25戶前東帝汶難民家庭,總共67人,重返東帝汶故土。自1999年逃離東帝汶後,經過漫長的11年,終於才下定決心,回家。下這個決心,花了漫長的11年,這群前東帝汶難民家庭幾經考量,終於在東西帝汶各情勢變遷的推拉下,堅定了返家的念頭。
攝影:Charles Meluk/ 離去前與重新安置地的親友道別


原因可以有很多,但簡而言之,就是生活過不下去了。我想:也許勉強可以撐下去,但所謂的明天,一片黯淡。他們沒說的如此白,但我在許多前難民營以及再安置地裡所碰到的前難民的眼神中一次次的看到了這些。大人們會告訴你的或者你可以由志工口裡打聽到的是:找不到可耕的地了,孩子要吃飯、父母希望孩子能上學、希望下一代有一個和他們不同的未來。小孩們不懂那麼多,但他們也很快的學會到嫉妒,他們和多數印尼家庭以及其他當地小孩的經濟狀況差異讓他們能夠很早體認到這些。

此批決心返家的前難民,是在去年(2010年)10月左右登錄至CIS Timor所蒐集的名單中。他們來自KovalimaManufahi以及Bobonaro三省的28戶家庭,總共­­76人。在當時他們原希望能在2010年的聖誕節之前回家。西帝汶的CIS Timor以及FPPA(Woman and Children Care Forum)與東帝汶的「助其返家工作小組」(Grupu Servisu Fila Hikas Knua)必須合作協助這群欲返家的前難民,該辦的文件雖備齊了,但「助其返家工作小組」無法得到預期的贊助。對此計畫尤其重要的支持是卡車,許多在東帝汶的大型國際NGO多的是卡車,但就是不可贊助。這些大型NGO一個個都要對東帝汶政府察言觀色,敏銳地聞著政治風向而行事,他們說「要借車可以,有首相的簽字就行」。因此,為了要見首相的金面,過去只是單純為了幫助欲返家前難民而聚集的個人或團體,開始努力的準備將「工作小組」在東帝汶正式註冊為NGO團體,希望有個名分可以與東帝汶政府簽訂備忘錄。

因此,這與政府打交道的工作自然曠日費時,原先預計的聖誕節前返家期望,破滅。對於東帝汶人而言,聖誕節就像是中國的農曆新年,因此換句話說,他們「除夕圍爐」的希望破滅了。

如果只是「除夕圍爐」的希望破滅還好,但這群意志堅定欲返家的人所面對的實際問題還有:存糧像沙漏,隨著時間的流逝日漸減少,還有家庭已把房子給拆了,準備帶著這些材料回到故土重建房舍。這些人實在等不及了,而我們耐心的盡力說服他們多等一會。

為何呢?其實,只要籌得到資金,卡車可以用租的,不是非得由大型國際NGO那邊借,但我們之所以費心的請他們一等再等的原因不外乎就是希望此議題能受到東帝汶政府的關注與支持。畢竟國界一線之隔下,離東帝汶不遠處便有一群幾乎被遺忘的人,而這麼一大群人若能在政府正式認可(而非口頭上支持,畢竟在報上政府總是大方的表達「歡迎歸國」之意。)下獲得國際大型NGO的交通資助而返家,就意味著「助其返家工作小組」欲協助下一波、下下一波的前難民返家將大大的容易些:我們不再需要受託相助時,一次次的為欲返家的前難民籌錢租車等等。
         攝影:Charles Meluk/  攜帶拆掉的房屋建材,回鄉後可再重新搭建
因此,延宕是有原因的,但仍敵不過生活的現實:熬不了的家庭必須先走,於是糧食見底、無房可住的人先行返家,28戶家庭減為25戶,76人減為71人。這餘下的25戶家庭,共71人又繼續等,等到他們也無法再等時,「助其返家工作小組」所預期的結果尚未達成,眼見短期內無望,只好轉而尋求Suai省地方軍事單位(FFDTL Suai)提供其在地方僅有的兩輛卡車協助前難民搬家,捱到2011131日,這25戶家庭終於返鄉,但原來的71人只剩下67人,其中1人突然生病死亡,3人改變心意。

除去工作小組隨行的小型車外,2567人搬家的那天,運行李兼運人所用的卡車就只3輛。家鄉位在KovalimaFoholulic村的Wilem Taek一家,搬家所攜的家當是:重建房屋所用之材料(40片鋅材質的屋頂、40束打算造牆的木片,以及20個木柱)、一袋衣物、廚具、三袋玉米以及農具。大家的家當大概就這些,大同小異,這就是生活所需也是他們僅有的。至於過不了國境的家禽家畜,早賣了或者早在完全搬家之前就先行「Jalan Tikus」(此印尼文直譯為鼠道,意指非法)帶回東帝汶,要那裏的親戚先看管著,這是我們在201012月於他們返鄉前拜訪他們位於東帝汶的故鄉、親人以及鄰居時所口頭探知的。

幫助前難民們返鄉的準備行動中,須拜訪他們的故鄉、親人以及鄰居,以降低他們返鄉後可能遭遇的不友善對待的風險。這考量也點出此活動的最大風險之一:直觀而言,至今仍滯留於西帝汶的前難民大概都與過去支持印尼的派系不無關聯,雖然11年的光陰流過,沖淡了政治敏感性,或許也為雙方和解加了少許希望,但誰能有一百分不出事的保障?

但每次在事先實際拜訪過欲歸國前難民的家鄉後,不難發現一個現象:那些決心返鄉的家庭,往往都已經以非法方式返鄉探親,並在親戚的鼓勵下決心返鄉團圓。因此事實是,他們是自行探了虛實後才敢返鄉的。依這些個結果來看,就大環境而言,容納過去那些未行大惡,但支持印尼派的人返國大概已不成問題。11年來這些人用Jalan Tikus讓這個可能性愈描愈清楚,就某種程度而言,Jalan Tikus維繫了十幾年來兩邊的關係。維繫了國界畫下不自然斷裂的兩邊。

或許許多人會不認同,但就我的觀感而言,那是個可愛可親的Jalan Tikus

讓我驚訝的是,這個非法手段暗地裡的合法性。Lalawa是一個位於東帝汶Kovalima省的村莊,於2010131日重返家園的這群人中,就有來自此村的人。Lalawa村的村長Edinho Monis do RegoEdy)於我們為了準備前難民返鄉事宜而事先探訪此村時,曾分享「在東帝汶,所有非現居與此的外地訪客,一律須向村長報備,包括那些透過Jalan Tikus返鄉探親的人們。」

他說得理所當然,在我聽來卻是多可愛的一句話啊!

我問:「即使那些人是非法入境,他們也還是來村長這登記啊?」他說當然,「況且我們全都知道,他們沒錢,他們有種田有存糧,不至於餓死,但就是沒現金。」Edy知道我們來訪的目的,相當高興,因為他自己就曾多次到西帝汶難民村去說服他的村民回鄉。我問:「那兩邊的Lalawa村民聯絡緊密嗎?」他回:「它們總是來來去去的(自然是Jalan Tikus),我在那頭的村民(現已是印尼公民),在那邊過逝,他們會回報村民的死亡通知給村長,也就是給我。」
印尼公民過逝還會回報給東帝汶民主共和國的村長?在這層面上,我看不到國對國之間的冷硬關係,就只感受到單純的人與人之間那種通情達理的可愛彈性。

可我也碰過,強烈厭惡Jalan Tikus的東帝汶民主共和國公民。我記得他激昂地說「我愛我的國家,我們過去為了它而流血,就算是不合理的法,我也想尊重它。Jalan Tikus實在很糟糕,畢竟現在兩邊已是國與國的關係,這不是在開玩笑。」


                 攝影:Charles Meluk/  媽媽離去前寫下給兒女的道別信
我不曾為了東帝汶流血,我想我怎麼也無法體會他那樣的愛國方式。但我也不得不意識到,現在是國與國關係:此次返鄉名單中,最初時,一位印尼女孩本也名列其上,但最後發現資格不符,只好篩去。一手帶大她的親姊姊嫁給了前東帝汶難民丈夫,姊夫決定返鄉,姊姊自然嫁雞隨雞,而對小妹而言,姊如母,她自然也想跟隨,但姊妹倆在西帝汶出生,已逝的生父母皆持印尼國籍,姊夫小妹隔了層直接血緣關係,她怎麼也不能算是東帝汶人,無法同行。在這個以法以規則建構起來的世界,當然得講法講規則。我當時在東帝汶,在查明確認她無法加入返鄉行列的遺憾(對我的感覺而言)事實後,不得不將此情形告知在西帝汶準備的友人,小妹總之必須投靠其他在印尼的親戚。

此次重返家園的規模,是過去6年以來最大的一次。看情形,接下來,只會有更多的前難民一波一波的來到。

2011年2月9日

祈禱





祈禱。

 D君。忘年之交,如是而已。

你說是神送我來此與你相扶持,那是多麼珍貴的言語。歲月刷不去的那些疼痛憾恨,就留待其疼、痛、憾、恨吧。可我們都能變得更溫柔些。關於我堅持著的那個難以言喻的執念,說得更淺白些,不過就是保持著骨子裡的溫柔坦承。

有些變故令人措手不及,或許用一生都不足以讓這種措手不及真正的密合於生活的縫隙化作日常,因此更決定不囫圇吞棗的跨過此些難關,不想心上生出一塊塊死肉留待往後頻頻抽痛。雖然很多時候幾乎無能為力,可我為你祈禱。某些時刻我只能祈禱。光是相伴左右這件事,已讓人由衷感謝。

遇見你們多麼美好。

那個炎炎夏日,我畫。

在東帝汶的那一整年,就像一個比往年更濕更熱更漫漫長長的炎炎夏日,轉眼間就過去了。像暑假,總是轉眼間的事,結束的飛快,令人無法置信的快。

這一年的人生列車,讓人特別覺得,人生只能前進,無法回頭。心目中的世界,被我重新揉揉捏捏後,大概已經無法倒退一步過回曾經以為可以的日子了。

在那些個困難時刻,我開始畫畫。在這個城市、這個國家有很多時候我必須面對歧視、面對騷擾。之於我,某些時候,這就是一個日落前必須抵家、夜裡不應落單的城市。它有許多難以言喻的美好可愛之處,但在某些困難時刻,腦裡塞不下更多。於時我開始畫很多的畫,想記住那些明明就相當美好的散落在生活四處的人事物。是的,開始時只是為了打發悶氣,我畫。我想,儘管有那麼困難的時刻,人生是彩色的。即使有那麼多令人灰心的誤解和惡舉,走到哪,總還是不期而遇那麼多溫熱的人心。


這些畫、這些文字,獻給那些曾使我陷入泥淖或者曾讓我由衷喜悅的人。願主保佑你們。

而我還會再出發。對於兒童而言,下一個炎炎夏日總還會藏有另一個暑假。永無休止。

日落之地

最近剛從東帝汶回台灣,許多不清楚我去那幹嘛的人,還搞不太清楚這個國家在地圖的何方,甚至還有人以為我消失了這麼久是去了印尼。我不是去印尼,但我是去一個十一年前曾經是印尼的地方。

一個落在朝陽升起之方的國度:Timor Lorosae (東帝汶)

我打心裡喜歡這個美麗的德頓語名字。但其較廣為人知的名稱大概是Timor-Leste或者East Timor。其實Timor源自印尼文的Timur,意指東方,「Leste」在葡語中也意味東方。而在德頓語中, Loro是「日」、Sae指「升起」,因此若直譯LoroSae即為「朝陽升起」。日出之方位豈不鐵是「東」方嗎,只可惜中文、英文、葡文都讀不出這可親可愛之處。

Timor Lorosae,像個舉步欲升的朝陽,是世界上最年輕的國家之一,但在朝陽即將灑出那片欣欣向榮的光芒前,總還嗅得出那一絲沉甸甸的黑夜氛圍。在這歷經萬苦獨立成功的新國度外、就在陸上國境的一線之隔外,還藏有一片幾乎被隱沒的暗夜雜音。

東邊還在朝陽欲升未升的曖昧,西邊則在曖昧中還未見光。熟悉東帝汶的大概猜得出,我指的東邊自然是東帝汶民主共和國,而西邊則指西帝汶-印度尼西亞的一個省。然而愈是熟悉帝汶島的人,可能愈是疑惑,為何我說整體發展情況明顯還落後西帝汶一大截的東帝汶似朝陽,而西帝汶卻如不見天日。

為何呢?因為我要說的故事主人公是至今仍流落於西帝汶的前難民。

1999年那昏天暗地的衝突下,估計約有25萬到28萬東帝汶人為求自保奔逃至西帝汶。在這些「1999年難民」中,有些人是在局勢所迫下自願奔走,有些則是被民兵和印尼軍強迫遷離家鄉,有些則只是無力選擇命運的幼童。在東帝汶獨立局勢底定後直至2003年,多數「1999年難民」已在聯合國難民公署(UNHCR)的協助下重返位於東帝汶的家鄉。於2003年,所有官方協助「1999年難民」重返家園(Repatriation)的補助計畫正式終結,但實際上在協助難民重返家園計畫正式終結後,仍有好幾萬東帝汶難民寧選擇流落異鄉,也不願在當時仍緊張的情勢下冒險重返東帝汶-這個廢墟般的新生國家。

那些選擇留下的人,多半是過去印尼殖民時期的統派人士、印尼公務員或其家屬,雖不盡然等同於罪犯,但在當時的局勢下,就某程度而言,就像是不受歡迎的人。他們當中有許多人的手在印尼殖民時期的統獨衝突中沾滿血腥,因害怕可能的報復行動而無法返家,但有更多的人於過往衝突中未曾施加任何暴力,但因其家屬為民兵、印尼軍或者支持統派人士而害怕遭受報復牽連而不敢返家。

十一年的歲月匆匆而過,於十一年前奔逃至西帝汶時仍稚幼的那群孩童已長大成人,甚至結婚生子,許多「第二代『前』難民」也呱呱墜地,這些選擇成為印尼人的東帝汶人,究竟過得如何呢?

東帝汶前難民於印尼顯得格格不入?

踏入位於印尼西帝汶的前東帝汶難民再安置地(Resettlement Camp)以及前難民營,處處可見東帝汶傳統房舍、隨處可聞東帝汶國語(德頓語)或者其他方言(例如FatalukuMaksaiMambai…)。彷彿步入「國中國」­­-坐落於印尼的東帝汶小國。

他們選擇了印尼國籍,但他們血液裡流著的仍是東帝汶人的血,文化差異顯而易見。不禁讓我想起台灣的眷村以及老榮民。突然我才恍然大悟,當我思索著東帝汶難民議題時,不經意的我拿我的生命經驗在對照,我想著從我出生至今無解的兩岸問題。是統、是獨或者拼經濟第一,統獨問題放一邊的思維。當然兩個例子不盡相同,但卻又藏著幾分雷同。

中華民國以及大陸老家;印尼以及東帝汶故鄉。握住了一個國籍,就失去了故鄉。在台灣、在印尼他們是否都藏有那種客居異鄉的漂泊感?想起台灣本省、外省人間的歧見嗎?那麼在印尼呢?同為印尼國籍,東帝汶印尼人以及西帝汶印尼人間能和平共處嗎?

「大學同學們愛叫我『拿槍桿的』!」我的一位現居於Kupang的前東帝汶難民友人E無奈的說。十一年前,他還是1819的年歲啊。可我也沒敢問他:那麼十一年前,你是嗎或者你的家人是嗎?畢竟你很難真正知道,誰在過去,是真正的罪大惡極。這不是同情心泛濫就能了事的,我決定就本著正直謙卑的心面對每一個有些年紀的人,我不是法官,我只是一個「人生學堂」中的學生。

有一次我短期入住前難民營Noelbaki,寄宿在前東帝汶難民友人E家,其中幾個晚間,一些當地的印尼家庭來拜訪。事後我才知道,那幾乎是破天荒的事,即便他們的住處近在咫尺,但幾乎從不往來。當時也在場的幾位東帝汶印尼小孩是我的學生。他們在旁直用德頓語告訴我「這些人很有錢的,家裡有摩托車、有地」。她無所顧忌的對我說,因為當地人聽不懂德頓語,而我懂。因為聽得懂,所以我對那小女孩的事故有些不知所措。她不過是小三的年歲。隔天,我坐在院子吃早餐時,那小女孩又經過,頭上頂個婁子,沿路叫賣炸香蕉。問他不去上課嗎,他有些不好意思的說下午才去。傍晚時刻,在我的課堂上,她又變回了小孩。

在東帝汶,像這樣沿街叫賣炸香蕉的孩子也多的是,但經濟狀況不是我談的重點,因為我相信在可以忍受的範圍內,人可以窮得很開心,但在西帝汶讓我真正感到哀嘆的是‑‑那咫尺天涯的兩個社區,那條界線連孩子都分割了。


在德頓話裡,西方是這麼說的:Loromonu。Loro是太陽,monu是落下,日落之處便是西方的意思。看到貧窮,我不一定便找不到光。但看到這樣的分隔,我才真有眼前一暗的錯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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